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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宁教育与会宁精神

    独特的会宁教育现象

  会宁,丝绸之路上的“秦陇锁钥”,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生息,汉武帝元鼎三年(前114年)置县。会宁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三大主力会师的圣地,享誉大西北的“高考状元县”,也是一个“苦瘠甲天下”的地方。
  清·光绪初年,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大军平定新疆叛乱途经甘肃,亲眼见证了甘肃的贫瘠与艰苦之后,他向好友胡雪岩致函时感叹:“陇省苦瘠甲于天下”。1876年,左宗棠上书朝廷,反映“陇中苦瘠甲于天下”“苦而不可居”,为民请命。可见,陇省苦,最苦在陇中。
  所谓陇中,指位于祁连山以东、陇山以西、甘南高原和陇南山地以北的甘肃省中部地区,其行政区范围大概包括兰州、白银、天水、定西等市和临夏回族自治州,面积约7.6万平方公里,占甘肃省面积的16.8%。而会宁县,是陇中地区最穷最苦的地方之一。今天,当很多人再说“陇中枯瘠甲天下”时,实际上指的就是会宁、定西、通渭一带。
  会宁群山连绵,沟壑纵横,平均海拔2025米,年平均气温6.4度,平均降水量433.7毫米,而年平均蒸发量1559.3毫米,相当于降水量的4倍。这里植被稀少,水土流失严重,是一个十年九旱、严重缺水,自然资源匮乏,条件极差的地区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会宁人的生活虽然有了较大改善,但是,受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影响,会宁仍然是全国最贫穷的地方之一,近年来,被国家列为国家扶贫重点县。
  这样一个“苦瘠甲天下”的地方,却因办出了一流的教育而闻名全国。
  恢复高考后,截至2018年,据不完全统计,会宁向全国输送大学生近11万人,其中考入清华、北大的100多人。从会宁走出的学子中,获得博士学位的1100多人,获得硕士学位的5500多人。
  会宁有这样一种说法:穷乡僻壤出“状元”。确实如此,在会宁农村,有许多“状元村”“博士社”和“状元家庭”。例如,汉家岔乡一个仅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,家家都出过大学生,其中有四家出了博士。老君坡乡阳赵社,这个全乡最穷的村子,30多户人家竟然出了50多个大学生。郭城驿镇黑虎岔的一对退休教师夫妇,有三个孩子,两个考上了清华大学,一个考上北京大学。后来又都分别考上了博士。在“状元家庭”中,又有许多“博士兄弟”“博士姐妹”,例如,柴家门乡的柴彪新三兄弟都是博士,新庄乡的王彦森、王彦硕弟兄都是留美博士,土高乡的苏彩丽、苏彩萍和苏彩霞三姐妹,一个是留美博士,一个是清华大学博士,一个是甘肃农业大学博士;郭城乡的赵又雄、赵有健兄弟,一个是留美博士,一个是清华大学博士;汉家岔乡的王银邦和王铁邦兄弟,一个是兰州大学博士,一个是中科院博士;柴门乡的张敬仁、张敬国弟兄,两个都是留美博士;塬边乡的柴守玺、柴守成弟兄都是博士,等等,这样的现象在会宁比比皆是。
  会宁的教育成绩不仅体现在高考升学率上,他还是甘肃省较早实现“双基”(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)达标的县之一,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。
 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,会宁的教育事迹就陆续得到媒体的宣传和报道。1984年的《甘肃教育年鉴》上登载了《干旱山区的教育之花——会宁县》一文,对会宁教育做了宣传和介绍。1995年,中央电视3台以《甘肃:高考状元县》为题报道了会宁教育,接着,上海《文汇报》又以《西北:“高考状元县”》进一步宣传会宁教育。1999年,由赵忠祥解说,反映会宁教育的长篇纪录片《脊梁》(上、下)在央视3套节目连播,一时产生了轰动效应,感动了无数国人。2006年,中央电视台再以《“会宁现象”——贫困县的“高考神话”》和《翻过贫瘠的山梁》等专题报道会宁教育。据不完全统计,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媒体报道和宣传会宁教育50次以上,地方媒体的宣传报道则更多。
  总之,会宁教育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成了新闻媒体、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话题,有人认为会宁教育创造了在贫困地区办教育的“奇迹”和“神话”,会宁一跃成为“西北教育名县”“高考状元县”。
  这就是独特的“会宁教育现象”,或曰“会宁现象”:一方面,“苦瘠甲天下”;另一方面,教育名扬天下。
厚重的会宁教育文化底蕴
  在千百年来与贫苦命运抗争的过程中,会宁人逐渐认识到,这里人稀地偏,交通不便,经商没有出路;资源匮乏,不敢奢望工业矿产;十年九旱,务农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;只有办学读书,才有望给后代一条走出贫困的希望之路。所以,众多的会宁人把供孩子读书看作一个家庭的头等大事。长期以来,会宁积淀了一种厚重的崇教重学的文化底蕴。会宁人奉“一等人忠臣孝子,两件事读书耕田”为做人做事的圭臬,“耕读持家”作为一种文化基因,已深深烙在他们的骨子里,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。
  据《会宁县志》记载,早在明代初期,会宁就有崇尚教育、注重读书的良好社会风尚。明洪武六年(1343年),会宁在城西文庙院内建立了官学——学宫,设教谕、训导二职管理教育。学宫就读童生20多人。明万历六年(1578年),知县高拱辰于文庙两侧建立儒学署,一些边远山区也建立了私塾和社学,乡村教育有了初步的发展。
  到了清代,会宁学风大盛。清初在县城西关建立枝阳学舍。清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,知县黄显祖主持重修枝阳学舍。清嘉庆十六年(1811年),知县张晓山等捐资再修枝阳学舍,并改名枝阳学院。后又在一些村镇创办义学、蒙馆和私塾,学生达二三百人。会宁北乡举人王言纶办蒙馆,教授了许多学生,后主讲枝阳书院。他一人就培养出柳迈祖、康节、吴思权3名进士。岁贡生张嗣功在家乡老君坡办私塾,培养出苏耀泉、苏源泉2名进士。
  明清两代,因学校增多,学风昌盛,会宁考取不少秀才、贡生、举人和进士。据不完全统计,明清两代会宁共考取贡生396名,举人114名,进士20名。
  另有资料统计,自清代嘉庆十年(1805年)至光绪三十年(1904年)的100年间,甘肃各地(包括现在新疆的乌鲁木齐、青海的西宁和宁夏的银川、平罗、中卫、固原等地)共考取三甲、二甲进士131人,考取10人以上的只有三个县市,即皋兰22人、武威15人,会宁11人,会宁名列全省第三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甘肃第一次向外派留学生5人,其中会宁2人(杨思、万宝成),名列全省第一。
  早在清末颁布学堂章程之时,原会宁枝阳书院就改名为会宁高等小学堂,设4、5、6年级三个班,有学生80多人。民国以来,民间办学和助学风气愈加浓厚。从民国初年到民国末年,会宁县城共创办各类小学4所,包括杨悫、王安仁创办会宁初级女子小学(1919年,开创会宁女子教育的先河)、秦望澜创办秦氏私立初等小学(1920年)、南街小学(1921年,创办人未知)。
  在县城创办完全小学的同时,农村集镇也相继办起了小学。清光绪34年(1908年),万宝荣等在郭城驿创办了会宁第一所乡村完全小学——郭城驿完全小学。民国20年(1931年)后,在中川、侯川、丁沟和韩集袁咀先后创办了中川堡学堂、侯川学堂、丁家沟小学、袁咀小学,接着,青江驿、甘沟驿、河畔、翟家所、老君坡、韩家集等完全小学相继创办。民国28年(1939年),尹继伊在沙家湾创办了回民小学,迈出了会宁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一步。
  随着办学风气的高涨,捐资助学的风气在会宁同时兴盛起来。上文提到的学校,有的就是通过乡民捐资建起来的。另据有关资料,民国二十九年(1940年)会宁简易师范成立时,时任县长范德民带头捐助1000元,占该校当时全部经费的近三分之一。民国三十年(1941年)3月,县政府又为会宁简易师范募款677元。民国三十二年(1943年),地方绅士再次为会宁简易师范捐款。另外,会宁县政府还多次通过筹集资金,资助在校读书的中学生和会宁籍大学生。
  会宁历史上的崇教重学,不但体现在政府和地方绅士办学、助学的热情上,也体现在一个个家庭。有些家庭把供孩子读书作为首要的家风家规,有的家庭把做教书先生看作是行善积德的好事,世代传承延续。前者如会宁历史上重视教育,人才辈出的“四大家族”(老君坡苏氏家族、头寨子牟氏家族、翟家所焦氏家族、头寨共丰梁氏家族),每个家族都是供孩子读书的典范;后者如遍布会宁各乡镇的许多“教师世家”,每个世家都有至少连续三代以上的家庭成员执教讲台。
土生土长的会宁教育精神
  改革开放以来,会宁教育之所以能持续发展,长盛不衰,除了会宁人具有崇教重学的文化基因之外,还得益于会宁人的教育精神:“领导苦抓,家长苦供,社会苦帮,教师乐教,学生乐学”。这种精神在会宁教育的长期实践中形成,土生土长,朴实无华,但十分管用。
  对“三苦”精神的报道和宣传也开始逐渐增多。后来又将“三苦”发展为“五苦”:领导苦抓,教师苦教,学生苦学,家长苦供,社会苦帮;再后来,又将“五苦”修改为“三苦两乐”:领导苦抓、家长苦供、亲邻苦帮、教师乐教、学生乐学。
  可见,对会宁教育精神的认识和表述,有一个不断发展,不断深化的过程。不过,无论如何表述会宁教育精神,都离不开一个“苦”字,这个“苦”,就是“艰苦奋斗”、“下苦功夫”。“苦”是长期以来会宁社会现实的客观反映,也是对会宁人苦抓教育的真实写照。
  这里以“三苦”为例稍作描述:
  “领导苦抓”反映的是会宁领导教育兴县的愿望、决心和魄力。会宁县委、县政府历届领导重视教育、大抓、苦抓教育,从未间断过。新中国建立之初的老县长冯琯情系家乡教育,在兴办学校、培养师资、发展民办教育和成人教育事业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,会宁人民至今还怀念他。改革开放之初,会宁县委、县政府正确认识和及时把握机遇,不失时机大抓教育,使会宁教育很快走在全省各县市的前列。
  分管教育的领导,他们一任接一任,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,常抓不懈。进入新世纪以来,会宁县委、县政府抓教育逐渐制度化,形成了“142466”的工作制度,即“成立一个领导小组”(成立了一个由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、相关部门、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教育领导小组),“落实四项制度”(县委、县政府议教制度、县上四大家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学校制度、下乡逢校必进制度和人大政协视察调研制度),“确定两项重点”(每年围绕教育确定一批重大项目、重点、列入年度大事实事、抓紧抓细抓实),“召开四类会议”(县委书记工作会、县委常委会、县政府常务会和现场督办工作会),确保6个优先(事关教育的发展优先规划、事关教育的投资优先保障、事关教育的工作优先安排、事关教育的干部优先配备、事关教育的力量优先加强、事关教育的问题优先解决),执行6个加强(加强组织领导、加强推进合力,加强培训力度、加强宣传报道、加强氛围制造、加强追究责任)。会宁县历届领导在县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,优先向教育倾斜,并保证教育经费的逐年增长和足额发放,实在难能可贵,真正体现了苦抓教育的意志和魄力。
  家长是会宁教育的最大功臣,“家长苦供”是会宁教育成功的基础。会宁老百姓普遍认为:“一家多出一个大学生,暂时困难比天大,长远则把贫困连根拔。”这是会宁老百姓对供给孩子上学的朴素认识。为了供孩子上学,即使“砸锅卖铁”,他们也在所不惜。全社会形成了宁可房不盖、车不骑,宁可吃得差一些、过得苦一点、穿得旧一点,也要攒钱供孩子上学的浓厚氛围。近年来,家长越发重视孩子的教育,一些农村家长甚至从幼儿园、小学开始,就不惜代价到县城、乡镇租房陪子女读书,这种全县普遍存在的陪读现象,饱含了家长们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的殷殷希望。
  以汉家岔镇赵岔村村民武登周为例,他曾与妻子参加过高考,结果都名落孙山。武登周铁了心要让儿女读书成才,他当过兰炼公司的钳工,贩卖过甘草,开办过农村面粉厂,养过猪,养过羊,在工地上绑过脚手架、背过钢筋,干过从甘肃到四川的长途货运司机,当过兰州卫浴设备的安装员。儿子读高中后,妻子跟会宁众多家长一样,选择在县城租房,做饭陪读。通过夫妻的不懈努力,儿子武睿于2009年成为会宁县当年的中考第一名,2012年考入清华大学。女儿武红于2010年考入会宁第二中学,2017年大学毕业,回老家当了教师。这种家长苦供的例子在会宁比比皆是,数不胜数。
  会宁教育精神中的“社会苦帮”,最初指的是亲朋和邻里之间的互相帮扶,谁家的孩子上不起学,或者考上大学而无钱入学,亲朋邻里都会伸出援手,你帮100元,他帮80元,一定要让孩子上得起学。后来,这种亲朋互帮发展为社会各界全方位的帮扶。比如政府的助学贷款,慈善机构、公益组织的义帮,企事业单位、爱心人士的捐助,等等。在会宁,经常活跃着许多爱心助学组织,如“春泥助学”“暖春助学”“新瑞助学”“小雨点”等,这些组织一方面长期关注各乡镇需要帮助的贫穷学生,并把他们登记造册,一方面与县内外、省内外的企事业单位及爱心人士广为联系,或牵线搭桥,或互相合作,共同资助这些登记造册的学生。会宁境内也有一些企、事业单位经常开展一些助学活动。“社会苦帮”,就是所有这些社会力量拧成一股绳,有钱的捐钱,有物的捐物,宁可自己苦一点,也绝不让一个孩子上不起学。以上这些,都体现了会宁人无私奉献、竭力相帮办教育的精神。
  除了“三苦”,会宁教育精神中还有“两乐”,即“教师乐教”“学生乐学”。会宁的教师是天底下最能奉献的教师,他们的收入并不高,工作并不轻松,但是他们人人都能以教书育人为天职,做教育工作能够全身心投入,再苦再累,他们也心甘情愿,以苦为乐,其乐融融。会宁的学生都是好学上进的学生,他们渴望摆脱人老五辈一直这样生存的封闭和贫穷状态,渴望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因此,他们乐于学习,愿意在知识的海洋中快乐地遨游,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  可见,“苦”和“乐”是会宁教育的一体两面,就像一枚钱币的两面,谁也不能缺,谁也代替不了谁。“苦”是一种体力和心力的付出,“乐”是一种情怀,“苦”与“乐”共同构筑了会宁教育奋斗、苦干和奉献的精神。
  会宁教育早已形成了一股合力,正是这股合力推动着会宁教育向前发展。会宁的每一位学生、每一个学生家长、每一位教师、每一位政府领导以及社会各界都在这股合力中体验着教育的苦和乐,创造着会宁教育的奇迹,诠释着会宁教育精神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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